摘要：三年前，一场车祸永远改变了年轻女孩翁忻怡的命运。和闺蜜自驾旅游过程中，闺蜜超速驾驶撞上高速护栏，钢铁穿过车身，也穿过了副驾驶座上翁忻怡的身体。
这场事故中，闺蜜被认定为主要责任方，翁忻怡虽为无责方，却承担了最直接也最惨痛的后果——她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左臂和左腿。接连的打击随着车祸到来，媒体报道了这场事故，“保时捷718”，“女司机”，“飙车”等字眼让翁忻怡在网上遭遇了大量冷嘲热讽，赔偿纠纷也彻底改变了她和闺蜜的关系。
车祸发生时，翁忻怡25岁，在最好的年纪面临最严重的创伤，她选择与命运对峙，并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疗愈之旅。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一然
视频剪辑|沙子涵
“赛博朋克炸街女孩”
翁忻怡的头发是亮蓝色的。在试过粉色、灰色、黄色等不同发色后，这种最“显眼”、不容易跟人“撞”的颜色在她头上停留时间最长。很多人最先就是被她的发色吸引，继而注意到她的身体——
目光从上到下扫过去，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左腿被假肢取代，大腿往下十几厘米处，漏斗状的接受腔包裹住残肢，一根细长的灰色钢柱连接了接受腔、假关节和假脚。
很多肢障者习惯给这根假肢包裹上一层肤色的外包装，让它看起来更像真腿；翁忻怡相反，她试图让它更加突出。
她很少穿长裤，短裙下露出的接受腔除了常见的黑灰色，她还专门定制了蓝色的星空款和金黄色的五星款，灰色钢柱她也给贴上一圈碎钻。因为喜欢“炸街”、拍酷酷的照片，她为此准备了更显眼的一套装备——镂空的3d打印外壳，五颜六色的车尾灯，一套上钢柱便多了些“赛博朋克”的味道。
这样的她总能吸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次一位小朋友跑到跟前来问，“你的腿怎么啦？”翁忻怡说，“我去拯救地球了，进化出了一条新腿”。小朋友并不买单，“你骗人，那你的手怎么也不见了？”没等翁忻怡解释更多，孩子妈妈上前来抱歉地把孩子拉走，“不要讲不要问，不能这么没礼貌”。
更多时候，围绕着翁忻怡的是沉默的、掺杂着惊讶和同情的目光。如果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更愿意理解为“欣赏的眼光”，“看女明星也不过如此”。若是那些眼睛盯着自己太久了，她有时也会“调皮”地回招，“大叔，看这么久没见过美女吗？”对方先觉得不好意思了。
翁忻怡在上海街头。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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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一场严重的车祸夺去了翁忻怡的左手和左腿。车祸发生时，她25岁，在最好的年纪遭遇一场无妄之灾，打击不言而喻。在此这前，翁忻怡说自己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完全接受和适应这具残缺的身体。
“大家之所以觉得好奇，不就是因为平时见的太少吗？”去年开始，翁忻怡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前不久，一条记录着她失去左边身体后，“走出低谷，借助假肢重新站起来”的视频在网上爆火，获得了200多万点赞，19万评论，并在两个月内吸引了30万人关注。
事情过去三年，翁忻怡已经能很平静地谈起那场改变命运的车祸。那原本是一场很寻常的旅行，2020年10月，她和闺蜜去三亚的免税店买护肤品，她们住南宁，和海南离得近，像过去一样，她们在租车平台租了一辆保时捷方便出行。
行程三天两晚，危险发生在她们准备返程的路上。关于车祸是怎么发生的，翁忻怡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记忆中的最后画面是两个人从酒店出来，那天下了雨，地面湿漉漉的，闺蜜开车，她则坐上了副驾驶位，没多久就困得睡着了。
再次睁开眼，翁忻怡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面前的护士发出一连串询问：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你知道你朋友怎么样了吗？”
“懵，傻掉了”，翁忻怡回忆当时的反应，“闺蜜出什么事了？”但身体动弹不得，喉咙插着管也没法发出声音。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在ICU里昏迷了十几天，因为盖着被子，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左手“没了”。
凭借身边人的讲述，她勉强拼凑出事情经过：闺蜜开车途经高速路段时车速太快，车辆失控撞上了高速护栏，那根护栏穿过了车身，也穿透了当时在副驾驶座上熟睡的自己的身体。
事后看来，这场事故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闺蜜安然无恙。但超速驾车的直接后果最终落在了翁忻怡身上——她的左手当场“被铲飞”，送医时左腿虽然还在，神经已经断裂。
根据相关部门后来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驾驶人的闺蜜需要负主要责任，限速100km/h的路段，她开到了时速178km，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及海南管理局应共同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翁忻怡不承担责任。为什么开这么快？翁忻怡后来得到闺蜜的解释是，“着急还车”。
一些媒体报道了这次事故，“保时捷718”，“女司机”，“飙车”等字眼吸引了大量自媒体转发，也引来很多网友的冷嘲热讽，“活该，飙到170，不是自找的吗？”“有钱人喜欢玩命。”“这是哪里的名媛？”
“恨死了”，翁忻怡的妈妈说，“她（闺蜜）一脚油门把我们全家的命运都葬送了”。三年了，她始终无法释怀，车祸不久后，恨意和对女儿的痛心让她的头发迅速变成花白色；至于翁忻怡，十四次全麻手术，无数次伤口清创，肉体上的痛苦已经盖过了其他情绪，车祸发生那阵子“完全没有能力思考”。
失去左边身体之后
医生和家人们曾极力想保住翁忻怡的左腿，“多保住一条腿，就多一些希望。”那些日子里，妈妈最不愿意看到其他年轻女孩的手和腿，她会忍不住想到自己女儿失去的；听到飙车、割草机的声音，心里更是紧张得揪成一团。
一个半月后，得知还是要截左腿，妈妈哭得快昏过去，一度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翁忻怡却主动做了妈妈的开解工作，“假肢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妈妈每次说起这个场景都忍不住流眼泪，“好像是我截肢一样。”
从翁忻怡的角度，那一个半月其实希望和痛苦交织。感染让她持续发热，经常烧到四十度，护士不得不开冰毯机帮她物理降温。换药则“疼如刀割火烧”，坏死的组织和肉越来越多，每个星期要全麻做清创手术。
有次趁换药她偷偷瞄到左腿，腐烂的组织发黑，甚至能见骨，她早就预料到这条腿可能保不住了。所以当截肢消息真正来临时，她反而松了口气，觉得是种解脱，“能早点装上假肢，至少可以看到未来的希望。”
翁忻怡确实认为自己做好准备了。截肢手术结束的第二天，她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一闭上眼睛，不知怎么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各种“乱七八糟的、很可怕的画面”。
那之前，坚强是她在旁人眼里的一贯印象。她很少在父母面前流泪，爸爸在ICU见到她的第一眼，明明不能说话，还在努力做出“我很好，不用担心”的口型。翁忻怡说，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七十多岁，母亲身体也不好，她不想让父母担心。面对伴侣，她也表现得善解人意，还在病床上时她就跟男友说能接受分手。毕竟，谁会接受一个残缺的人呢？
但被抛弃的感觉比想象中更难承受。男友离开医院后，她明显感觉到对方态度越来越淡，找到对方询问，才知道他很快就开始另外的感情。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分了手，翁忻怡只能默默流眼泪，她一直记得男生最后对自己说，“我只是个普通的男孩，只想过快乐的生活，对不起。”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她刚做完截肢手术，闺蜜家里也打来电话，告知她医药费他们将不再承担。闺蜜家承担了截肢手术之前的医疗费用，接下来的医疗费、包括后续的赔偿，他们希望走法律程序解决。当时车祸发生近两个月，翁忻怡还没见过闺蜜。她们以前是那样亲密，十五六岁的玩伴，认识十几年了。
长期积压的情绪爆发，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她就哭着跟爸爸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需要心理医生！”翁忻怡记得，那是事发以来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崩溃。
翁忻怡车祸后在医院的治疗过程。讲述者供图
截肢后患处反复发炎，她在医院又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时候只能躺着，连上厕所都要别人帮忙。幻肢痛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困扰着她，这是截肢患者术后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总感觉它们还在”，并且伴有切割和撕裂样的痛感。
很多个夜晚，翁忻怡睁眼瞪着天花板直到天亮，她不断地问自己：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还能拥有正常的生活吗？那段时间她确诊了重度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依靠药物才能入睡。
为了证明“不是废物”，翁忻怡没少和自己较劲。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她主动提出洗碗，用仅有的一只手，几个碗她洗了半小时；妈妈做家务时她抢着拖地，一条腿不好掌握平衡，又摔一跤；有次她只是想独立上厕所，从厕所门口蹦到马桶边，“扑通”一声，妈妈听到女儿的喊叫冲到厕所，“又想哭又想笑，那么小的洗手池，她怎么摔到缝隙里去了”。
事实上，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终于能独立上厕所和洗澡。对普通人来说极其轻易的两件事，她吃力极了，上完厕所累出了一头汗，洗澡则要花费将近一个小时。她望着镜子里残缺的自己，鼻头有些发酸。
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假肢上，借助假肢她才能走出去、重新独立。装上假肢前，她在假肢公司做定制和康复训练，即便在这里她的状况也会引起同情——不同程度肢障者们凑在一块，大腿截肢的总是羡慕小腿截肢的，手臂截肢的通常羡慕腿截肢的，翁忻怡同时截了手臂和大腿，而且残肢很短，这意味着装上假肢后她活动起来要花费更多力气。
对翁忻怡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真正让她紧张起来的是另一个现实——在微信群里，她听到一位肢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穿假肢十几年了，成功瞒住了身边所有同事。为了躲开别人的眼光，也为了保住工作，十几年来对方一直穿着长裤生活。
翁忻怡很惊讶。她从学生时代就是那类“不安分”的孩子，偷父母钱买游戏点卡，不顾校规染黄色头发，总是人群中亮眼的存在。
十几年如一日藏在家里、藏在人群中，这也是自己将面对的生活吗？她不能接受也不敢想象。“做个显眼的残障者”那时就埋伏在心里了，她知道，只有越来越多的残障者“被看到”，大家才不会对这个群体陌生，也不会像看异类一样看自己。
翁忻怡在公司。魏芙蓉 摄
成为“右右”
还没装上假肢，翁忻怡就在谋划着要如何把假肢打扮得酷一点。“它作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我都排斥它，怎么要求别人接纳它？我要大大方方把它展示出来。”
2021年9月，她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装上假肢重新学习走路。像二十多年前初学步那样，她双手扶着栏杆，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她大腿根部只剩下十几厘米，行进像踩高跷，如果一不小心关节打弯，整个人就跪下去了。
不到一个月她就摔了跤，那时她才发现，靠自己仅有的一只手甚至没法站起来。她坐在地上，疼又有些沮丧。
那天对她来说也很特别，10月25日，她出事一周年的日子。因为那一跤，她想到了更多，“一年了，我能够直面这些令我难过抓狂、无数次崩溃的事了么？心中的仇恨和悔恨放下了吗？”她问自己。
最难释怀的部分是关于闺蜜。渡过危险期后，翁忻怡特地去搜了新闻，事故现场视频显示，高速护栏从副驾驶侧车头灯处插入并斜穿了车身，刚好避开了主驾驶位。闺蜜站在严重损毁的保时捷旁打电话求援，副驾驶的门敞开着，她隐约能看到昏迷中的自己，上半身被遮挡，只露出一对黑色的裤腿。
车祸彻底改变了俩人的关系。闺蜜说的最多的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能做的已经都做了”。事发后她们只见过一面，是翁忻怡主动提出的。从海南出院回到南宁后，她忍不住发信息质问，“那么久了你都没有来看过我一次！”闺蜜说自己也很为难，“不是不敢吗，你们恨我恨得要死，你妈妈肯定也不想见到我。”
第二天，对方还是带着奶茶来了。在翁忻怡的描述里，那次的气氛是客气的，闺蜜性格大大咧咧，俩人开着玩笑，看起来轻松自在，但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心里的疙瘩。
晚上闷闷不乐回到家，爸爸的反应让翁忻怡觉得意外，他笑着说：“一周年了哦，真快。”翁忻怡问爸爸为什么笑，他没直接回答，而是在微信上转了520元，“捡了条命回来，值得的。”
这句话瞬间宽慰了她。后来她把自己摔倒在地的照片发朋友圈，截肢后第一次公开宣布：自己告别这条腿了。
从那以后，10月25日被翁忻怡定为了“重生日”。她在社交平台记录下自己“重生”、学步的过程，起名叫“小翁右右”，“虽然我失去了左臂左腿，但是我依然会用右手右腿好好生活。”
翁忻怡用彩灯和3D打印外壳装饰假肢。讲述者供图
穿上假肢一个多月，她就可以独立出门了，穿着小钢腿去踏青、看展览。在餐厅吃饭，兴致来了，就大大方方去台上唱一首。后来她走得越来越远，独立乘火车和飞机，最远一个人去了西北。
作为母亲，妈妈欣喜看到女儿的改变，又始终觉得不忍。她记得有次陪女儿去贵州，一路上打量她们的人那样多，那些惋惜的、惊讶的甚至是害怕的目光无时不在刺痛这位母亲。翁忻怡却像没事人一样，叮嘱她把这些目光拍下来，她只能强忍痛苦跟女儿一块笑，装作不在意。
翁忻怡说，真正接受自己的身体后，外界的眼光和评价都不那么重要了——她开始尽情地美，冬天也要穿短裤短裙。左臂因为没戴假肢，过去三年她一直习惯用袖管遮着，今年是她第一次穿上吊带裙，将残肢裸露出来。去年，她成立了公司自产自销瑜伽服，试穿效果图她亲自当模特拍摄了很多，残肢和假肢都无比清晰地呈现在网店橱窗中。
越来越多人因为这份酷飒态度记住她。有路人朝她竖起大拇指，“哇靠，你好帅”，展览上小朋友摸着她的小钢腿说她是“外星人姐姐”。一位妈妈在她的评论区留言：“如果遇到带孩子的，你们会希望听到家长怎么给孩子解释这个事儿（因为怕说得不对伤害到别人）？”翁忻怡给出的回答是，“这个姐姐是钢铁战士哟”。
舆论对这样自信明艳的残障者反应强烈。今年8月她的视频走红网络，评论区吸引了很多残障人士纷纷晒图展示假肢。 也有一些刺耳的声音，那条视频中，她没提到事故原因是闺蜜超速驾驶，很多人把她误解为司机，像事情刚发生时那样，指责她炫富、飙车，质疑她“在副驾驶座真的能睡着吗”。
事实上，这场事故的追责、翁忻怡和闺蜜的关系都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近期她将起诉闺蜜和其他责任方，以追讨医疗费和伤害补偿。
最让翁忻怡觉得失望的，是仍有很多人在批评她的穿着，“故意博眼球”，“都这样了，还不遮一遮”；在采访中提到的婚恋态度也引发了争议——她从不觉得残障低人一等，也不打算和现实妥协，“姐残障了，也不是想追就能追到的”。自信舒展的状态被视为“傲慢”，激怒了不少网友。
但翁忻怡说这些恶评只让她难过了一个晚上。三年来，她不仅教会了自己和各种目光相处，也越发擅长忽略那些尖锐刻薄的声音。倒是妈妈气不过，一条条回怼过去。
陪伴父母，继续走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翁忻怡说这些才是自己接下来最重要的课题。刚过去的10月25日，第三个重生日，她停下工作，特意从广州回到南宁和父母一起度过。
每年这天她都会复盘过去一年的生活，手机里保存的截肢前的、车祸现场的照片，偶尔也会翻出来看看。只不过，它们越来越少在她心里产生波澜，她总是默默看一会儿，然后放下，继续往后的生活。